被撤销的合同等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在违约方既对合同解除提出异议，又不请求裁判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情况下，合同解除的效力是否受该异议的影响？笔者认为，因解除权系形成权，其行使的方式不以诉讼为必要，所以，解除权人关于解除的意思表示一经到达违约方即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不能因违约方的异议而受影响。在举证责任的配置上，应由解除权人举证其享有解除权并符合解除权行使的条件。

在不存在违约，即援引《合同法》第93条第2款、（注：其实，合同法第93条第2款规定的约定解除，也有以违约作为解除权产生的条件的情形。不过，裁判机构一经确认合同解除，则解除的效力应当自解除通知到达违约方处之时发生，而非确认合同解除之日发生，以便防止违约方利用异议权达到不正当的目的。这是解除权为形成权的性质所决定的，此外还可以防止违约方故意提出异议阻碍合同的解除。除斥期间一直不起算，意味着解除权较长时间地存续，其缺点如同上述，该方案不足取。一、解除权的除斥期间的类型 《合同法》规定，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可以由法律规定，也可以由当事人约定（第95条第1款）。

在解除权人未请求裁判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情况下，是否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笔者认为，如果解除权确实已经产生，并具备行使的条件，那么，合同自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当事人时解除，不因对方当事人的异议而受影响。他有1年的时间权衡利弊，决定解除合同与否，应当说不算短。这些环节中许多法律问题的解决都存在着多种可能的、不确定的答案，这为法律修辞学的生长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土壤，进而影响有关法律修辞的理论研究也随之繁荣起来。

因此，一项判决经过法官的理性证立之后，必须通过一定修辞手段的使用，才有可能促使判决不利一方放弃自己的某些利益主张，接受判决结果。法律论证的主旨是通过提供一系列的论证规则，建立一个民主、开放、商讨性的论证程序，以保证"每个人都能够理性地讨论相关法律问题，使论证活动可以理性地严肃地进行，使司法决定可以避免武断的意见并建立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20]。至少对当事人来讲，法庭纠纷涉及到的是切实的利益之争，那些对一方当事人不利的判决，即使在法律上是多么地正确，也很难让判决不利方轻易接受。"修辞一向将自己的活动空间确定于处在完全随机无常和'完全确定无疑'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

[摘要]中国的社会转型使我们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环境中，这为以不确定性因素为逻辑起点的法律修辞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土壤。尽管修辞理论是以批判科学思维中的极端理性主义为前提，法律修辞理论以批判概念法学中的机械裁判为前提，但修辞并非像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法学那样漫无目的地以解构理性为己任。

[关键词]法律修辞 风险社会 严格法治 正确判决 合理包装 法律论证理论以法律判断的正确性为研究主题，一个法律判断必须经得起理性论证的考验，才称得上正确、正当，在判决书中讲法说理成为近十年中国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热议的话题。毕竟，理性意义上称得上正确的判决，必须被听众接受，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与服从，才能获得实际的社会效果。遵守这些程序性要求对于法治社会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它既可以规制法律决策中的恣意，同时能够使程序参加者的选择更加合乎理性，并且能够树立法律的权威地位进而实现正义。在总体上、宏观上把握自然界与人生社会，达到认知上的满足"[14]而且，新中国建立后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引进西方法学知识，直到现今为止不过30年的时间，远没有真正吸收西方法学知识中的精髓内涵--规则至上--融入国人日常思维中。

"[8]P49所以，法律修辞学在中国之所以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中国学者希望像西方法学那样反思概念法学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在认可价值判断合理存在的前提下，希望通过某些因素如佩雷尔曼言下的听众与常识的介入来防范修辞者的任意、增加判决结论的合理性与可接受性。与此同时，西方社会全民参与选举的政治运作模式得到空前发展，不论是各个政党机构对自身合法性的辩解，还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争取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而不竭余力的自我推销，修辞都是无法省略的必需手段。参照式发展会使后发展国家政府与民众产生强烈的"赶超心理"，通过政治力量强制性地推动社会以参照模式发展。这一学术理念强调法律体系的逻辑自足性，立法者要制造这种概念体系，司法者要严守这种概念体系的规定并据此对世俗纠纷作出判断。

如何将这种不确定性最大限度地转化为可接受的结果，是法律修辞学研究的社会现实基础。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促使人们进一步反思理性走到极端后人文精神与实体价值的失落，古老的自然法精神开始复苏，在人类制定法之上的终极价值追求重新被讨论。

如何使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回归理性状态，使公民权利保障重新成为法律和公共权力运行的目的，提高法律和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确定性，降低公民权利因制度风险、结构风险而可能遭受的侵害程度，将是我们在一个充满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环境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了修辞过程必须与推理形式相结合的重要性，"如果存在一种真正的修辞'艺术'，它不可能仅仅由一系列使我们的演讲变得优美和有说服力的手段组成。

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会使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在政府利益与公民利益、国家专制传统与公民自由需求之间产生更多的矛盾与冲突。因此，立足于省略三段论推理、强调理性说服功能的法律修辞研究，必须在崇尚程序规制的法律论证框架下使用，才能坚持司法审判的首要目标是依法正确判决，然后才是通过修辞的合理包装送达当事人和社会。也就是说，西方法治主义背景下的修辞学研究追求的是法律范围内的合理性，法律修辞应以追求法律上的善为首要目的，然后才是以修辞克服法律形式主义的僵化性。对当事人来讲，修辞过度，会引起法官的反感，不利于说服法官认同己方观点。但在中国，法律修辞学被学界热捧的理论基础似乎并不那么坚实。这一严格法治时代的背景经历保证了修辞方法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始终是以首先遵守法律规则为前提的，只有首先符合法律规定、在法律范围内，法官的价值判断行为才被视为是合理有效的。

根据拉什的看法，科学技术的线性发展是风险社会的直接推动力，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自由结合产生各种不可控制的风险，这些风险是由等级制度文化、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社会群落的边缘文化所产生的制度性社会结构转型与变迁引起。这种情形下，法律的天平倾向何方，取决于法官的平衡、评估、以及对社会后果的预测。

"[28]即使那些不证自明、具有强迫性的科学真理或公理等必然性知识的接受，也都离不开修辞手段的使用，观念只有变得合乎口味时才能被吸收。比如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过渡，但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伴随着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同时，政府权力也在社会风险大旗下"积极"扩张，权利与权力不断角力。

也只有如此，法律修辞才能避免沦为诡辩工具的恶名，避免以修辞消解法治的误区。判决若要获得社会实效，不仅要建立在判决内容逻辑有效的强制力上，更要讲究判词使用的技巧性。

"[10]过于强调已经制定好的法律规范的确定性与稳定性，会使我们过多重视法律的形式性要求、刻意追求法律的"同样案件同样判决"的一致性，忽视它的实体价值追求、忽视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和正义的多元化，易造成逻辑上满足了同案同判的形式性要求，事实上并未能公平解决现实纠纷的状况。我们关于法律三段论的研究时间很短，严格的规则主义意识尚未建立，对法律、司法过程的确定性认识也没有形成心理认同，就开始指责形式主义法学思维的机械性、僵化性。尤其是在目前社会观念多元化的背景下，修辞是判决结论得出之后说服当事人和社会接受的重要手段，我们应当警惕法律修辞的使用也可能被用于掩盖司法不当行为。进入 侯学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修辞 风险社会 严格法治 正确判决 合理包装 。

恰当的修辞能够引起当事人对某一立场的领悟和精神共鸣，使更多的人在对规范内容和案件处理结果具有不一致的理解的同时赞成某一法律命题。[26]P11-17修辞论证是法律论证中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这不仅因法律条文的模糊性和事实的多变性所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司法活动的价值判断属性。

[2]原有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结构中的各种弊端、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危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同时共存，这使得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存在更多不可控性和不确定性。法官应当注意每一个庭审环节中对当事人的修辞说服效果，以尽量使当事人能够对每一环节都有认同感，最终有利于判决结果的顺利接受。

这种讲究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来自于西方社会沉积了几百年的科学主义精神。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转型并不是资本主义早期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简单线性转型，而是一种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同时跨越的、具有高度时空压缩特征的双重转型。

因而，现代社会的风险主要并非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外在因素引起的自然灾害，而是因人类自身行为造成的如温室生态风险，技术发展带来的核泄漏风险、基因风险、化学风险、药物滥用风险等。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转型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带来了许多中国独有的社会风险。西方修辞学起源于古希腊时期，兴盛于古罗马及中世纪教会统治时期，在这段时间，修辞一直是人们在法庭论辩、战争动员、民众大会选举、宗教传播等活动中，说服他人接受己方观点的有效手段。法律论证的方法可以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予以考虑，逻辑的、修辞的和对话的。

三、法律修辞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 法律修辞学研究在当前中国的兴起有其合适的社会背景，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充斥着过多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且法律修辞学所强调的以不确定性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理念与中国传统法律思维中重实质轻程序、遇事首先考虑主观价值判断而非严格逻辑推理的特点暗中相合。在法庭审判中，法官应当尽量使用指向明晰、确定的词汇表达观点，避免产生误解与歧义，准确表意是修辞表达的基本要求。

在此基础上，法官应当充分利用唤起情感的修辞技巧，使用尽可能生动的语言，唤起当事人的情感认同，强化论证的说服力。正是由于这种推理形式中既有三段论的逻辑形式，又包含内容并非完全确定的前提，亚里士多德尽量使自己的修辞概念区别于诡辩者对修辞的玩弄。

[15] 那么，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学研究的目光更多投向法律适用过程中时，我们在认可法律修辞学研究必要的基础上，必须清醒地看到法律修辞学的局限性。在法律领域中，"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仅仅只有形式逻辑的因素，法官从来都不是'仅仅依据法律'引出其裁判，而是始终以一种确定的先入之见，即由传统和情景确定的成见来形成其判断。